??? 塑料作為一種基礎材料，在我們的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不規范、不環保地生產、利用塑料和回收處置塑料廢棄物，使得塑料污染成為全球性問題，而“限塑”也就相應地成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選擇。
“限塑”有兩種常見的認識誤區：
一種是不加區分地給塑料貼上“灰色”標簽，認為塑料就是“污染環境的壞東西”。其實，無論替代鋼材、木材，還是作為包裝材料替代紙質、玻璃及金屬，塑料都是相對更節能、更環境友好的東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損、難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裝。因而，選擇塑料替代品，要綜合權衡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不能為替代而替代、逆環境影響而替代。
另一種誤區是不加區分地給可降解塑料貼上“綠色”標簽，認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資源制取，環境影響相對低，用后無污染。
首先，在塑料領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熱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類，它們可能由生物質原料制得，也可能與傳統塑料一樣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2019年，我國可降解塑料61.7萬噸產能中，生物基塑料產能僅占56%；目前在建或擬建可降解塑料項目新增產能（440.5萬噸）中，生物基新增產能只占36.3％，均為聚乳酸（PLA）塑料，化石基的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一種聚酯，全名為：聚己二酸對苯二甲酸丁二醇共聚酯）新增產能占51.6％。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影響不一定較傳統塑料低。例如，同樣重量的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跡是傳統聚乙烯（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況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某超市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為例，現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原料PBAT+PLA）是原來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損。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環境影響依賴末端處理的方式、條件。用后的PBAT塑料袋屬于其他垃圾，將它送去焚燒廠，既違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沒能通過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相反，環境影響增加了。若將可降解塑料填埋在干旱的自然環境中，其降解能力則大打折扣。2019年，我國可降解塑料的產量僅為19.8萬噸。我們需要把有限的可降解塑料用在“刀刃”上，制定一份可降解塑料優先利用區域和領域清單。
在我國，“限塑”還存在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難點和熱點領域：
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長期難點領域。我國每年消耗手提塑料袋約550萬噸，減量潛力巨大。目前，塑料袋減量有兩大關鍵場所——城市小規模的零售場所和農村地區。年初我們對農村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個，73.2%的家庭去年單獨購買過塑料袋。收費，可以顯著減少塑料袋使用，不過卻存在效應“退坡”問題。長三角消保委聯盟發布的《長三角禁限塑新規消費側研究報告》顯示：僅有32.5%的消費者去超市購物會自帶購物袋。收費存在兩個問題——塑料袋收費的歸屬是誰，收費如何與生產者責任延伸制有機銜接。此外，大型超市的線上業務多傾向于免費提供塑料袋，以吸引與黏住客戶。顯然，要化解上述問題，需要在管理機制上進一步突破。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我國“限塑”的新興熱點領域。2019年，我國外賣訂單成交163億單，約消耗塑料171萬噸。從餐具使用的角度，餐飲業天然是共享經濟，因此，在“限塑令”指定的建成區、景區，不妨嘗試“共享餐具”的外賣服務模式，將一次性餐具的費用轉化為回收“共享餐具”的跑腿費——如此，既能吃得健康、有儀式感，又能節約資源，增加外賣小哥的收入，將綠色生產與消費由理念切實轉化為實際行動。
快遞包裝是我國“限塑”的另一個新興熱點領域。根據相關調查，我國快遞業年使用塑料85萬噸，其中，薄膜袋、內部緩沖物（氣泡柱、氣泡袋）、膠帶是消耗量最大、數量增長最迅速的塑料類快遞包裝品。對于這些包裝，可以減量一部分，替代一部分。
在生活領域，塑料包裝的另兩大應用領域是食品與日化品，二者年消耗塑料分別為550萬噸和115萬噸。在此，食品包裝未包含飲品包裝（飲料瓶），因為塑料瓶的回收率和資源化率都很高。食品包裝用后即為其他垃圾，建議雙管齊下，減少塑料用量和廢棄量，并激勵使用可食用的內包裝。日化品和飲品包裝是開展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優先領域，可與押金制配套使用，減量效用更佳。
在農業生產領域，我國每年約產生420萬噸塑料廢棄物，其中農膜246萬噸（廢地膜104萬噸）、化肥包裝28萬噸、農藥塑料包裝13萬噸。創新性建立適合農村的垃圾分類治理系統是當務之急，這需要立足農村土地在主體功能區的責任擔當和未來的城市化之路來綜合考量。對于清運能力有限但周邊有垃圾焚燒設施的鄉村，將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單獨堆放并轉運至焚燒廠處置；對距離垃圾焚燒設施非常遠的鄉村，塑料垃圾分類堆放、單獨填埋，以后有條件時優先清理、焚燒處置這部分垃圾。
今天我們遺留在自然中的塑料垃圾，將是幾十年、上百年以后土壤、水體微塑料污染的來源。因而，“限塑”在源頭上要切實減量，包括產品與服務設計創新減量、包裝替代減量；在末端鏈條應建立清晰的“零塑廢”目標，包括新產生的塑料垃圾向自然環境零排放，將遺留在自然環境之中的陳年塑料垃圾清零等。“零塑廢”需垃圾分類機制創新，同時配套建立塑料用后的“禁燃、限燃、替代”機制。其中，“禁燃”指禁止將洗凈即可資源化回收的包裝（如一次性餐具、酸奶盒）作為其他垃圾分類，“替代”指以資源型回收替代能量型回收，從而促進塑料經濟閉環發展。
總之，以設計創新減量、包裝替代減量、廢塑排放減量、焚燒減量“四重奏”，加強塑料污染全鏈條防治，其預期效益將是喜人的——預計“十四五”期間，我國可減少消費傳統塑料1180萬噸，避免焚燒塑料620萬噸，由此原料節油2500萬噸，減排二氧化碳1.1億噸。（本文來源：光明日報 ??日期：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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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作為一種基礎材料，在我們的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不規范、不環保地生產、利用塑料和回收處置塑料廢棄物，使得塑料污染成為全球性問題，而“限塑”也就相應地成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選擇。
“限塑”有兩種常見的認識誤區：
一種是不加區分地給塑料貼上“灰色”標簽，認為塑料就是“污染環境的壞東西”。其實，無論替代鋼材、木材，還是作為包裝材料替代紙質、玻璃及金屬，塑料都是相對更節能、更環境友好的東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損、難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裝。因而，選擇塑料替代品，要綜合權衡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不能為替代而替代、逆環境影響而替代。
另一種誤區是不加區分地給可降解塑料貼上“綠色”標簽，認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資源制取，環境影響相對低，用后無污染。
首先，在塑料領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熱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類，它們可能由生物質原料制得，也可能與傳統塑料一樣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2019年，我國可降解塑料61.7萬噸產能中，生物基塑料產能僅占56%；目前在建或擬建可降解塑料項目新增產能（440.5萬噸）中，生物基新增產能只占36.3％，均為聚乳酸（PLA）塑料，化石基的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一種聚酯，全名為：聚己二酸對苯二甲酸丁二醇共聚酯）新增產能占51.6％。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影響不一定較傳統塑料低。例如，同樣重量的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跡是傳統聚乙烯（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況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某超市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為例，現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原料PBAT+PLA）是原來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損。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環境影響依賴末端處理的方式、條件。用后的PBAT塑料袋屬于其他垃圾，將它送去焚燒廠，既違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沒能通過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相反，環境影響增加了。若將可降解塑料填埋在干旱的自然環境中，其降解能力則大打折扣。2019年，我國可降解塑料的產量僅為19.8萬噸。我們需要把有限的可降解塑料用在“刀刃”上，制定一份可降解塑料優先利用區域和領域清單。
在我國，“限塑”還存在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難點和熱點領域：
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長期難點領域。我國每年消耗手提塑料袋約550萬噸，減量潛力巨大。目前，塑料袋減量有兩大關鍵場所——城市小規模的零售場所和農村地區。年初我們對農村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個，73.2%的家庭去年單獨購買過塑料袋。收費，可以顯著減少塑料袋使用，不過卻存在效應“退坡”問題。長三角消保委聯盟發布的《長三角禁限塑新規消費側研究報告》顯示：僅有32.5%的消費者去超市購物會自帶購物袋。收費存在兩個問題——塑料袋收費的歸屬是誰，收費如何與生產者責任延伸制有機銜接。此外，大型超市的線上業務多傾向于免費提供塑料袋，以吸引與黏住客戶。顯然，要化解上述問題，需要在管理機制上進一步突破。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我國“限塑”的新興熱點領域。2019年，我國外賣訂單成交163億單，約消耗塑料171萬噸。從餐具使用的角度，餐飲業天然是共享經濟，因此，在“限塑令”指定的建成區、景區，不妨嘗試“共享餐具”的外賣服務模式，將一次性餐具的費用轉化為回收“共享餐具”的跑腿費——如此，既能吃得健康、有儀式感，又能節約資源，增加外賣小哥的收入，將綠色生產與消費由理念切實轉化為實際行動。
快遞包裝是我國“限塑”的另一個新興熱點領域。根據相關調查，我國快遞業年使用塑料85萬噸，其中，薄膜袋、內部緩沖物（氣泡柱、氣泡袋）、膠帶是消耗量最大、數量增長最迅速的塑料類快遞包裝品。對于這些包裝，可以減量一部分，替代一部分。
在生活領域，塑料包裝的另兩大應用領域是食品與日化品，二者年消耗塑料分別為550萬噸和115萬噸。在此，食品包裝未包含飲品包裝（飲料瓶），因為塑料瓶的回收率和資源化率都很高。食品包裝用后即為其他垃圾，建議雙管齊下，減少塑料用量和廢棄量，并激勵使用可食用的內包裝。日化品和飲品包裝是開展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優先領域，可與押金制配套使用，減量效用更佳。
在農業生產領域，我國每年約產生420萬噸塑料廢棄物，其中農膜246萬噸（廢地膜104萬噸）、化肥包裝28萬噸、農藥塑料包裝13萬噸。創新性建立適合農村的垃圾分類治理系統是當務之急，這需要立足農村土地在主體功能區的責任擔當和未來的城市化之路來綜合考量。對于清運能力有限但周邊有垃圾焚燒設施的鄉村，將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單獨堆放并轉運至焚燒廠處置；對距離垃圾焚燒設施非常遠的鄉村，塑料垃圾分類堆放、單獨填埋，以后有條件時優先清理、焚燒處置這部分垃圾。
今天我們遺留在自然中的塑料垃圾，將是幾十年、上百年以后土壤、水體微塑料污染的來源。因而，“限塑”在源頭上要切實減量，包括產品與服務設計創新減量、包裝替代減量；在末端鏈條應建立清晰的“零塑廢”目標，包括新產生的塑料垃圾向自然環境零排放，將遺留在自然環境之中的陳年塑料垃圾清零等。“零塑廢”需垃圾分類機制創新，同時配套建立塑料用后的“禁燃、限燃、替代”機制。其中，“禁燃”指禁止將洗凈即可資源化回收的包裝（如一次性餐具、酸奶盒）作為其他垃圾分類，“替代”指以資源型回收替代能量型回收，從而促進塑料經濟閉環發展。
總之，以設計創新減量、包裝替代減量、廢塑排放減量、焚燒減量“四重奏”，加強塑料污染全鏈條防治，其預期效益將是喜人的——預計“十四五”期間，我國可減少消費傳統塑料1180萬噸，避免焚燒塑料620萬噸，由此原料節油2500萬噸，減排二氧化碳1.1億噸。（本文來源：光明日報 ??日期：2022年1月25日）
塑料作為一種基礎材料，在我們的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不規范、不環保地生產、利用塑料和回收處置塑料廢棄物，使得塑料污染成為全球性問題，而“限塑”也就相應地成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選擇。
“限塑”有兩種常見的認識誤區：
一種是不加區分地給塑料貼上“灰色”標簽，認為塑料就是“污染環境的壞東西”。其實，無論替代鋼材、木材，還是作為包裝材料替代紙質、玻璃及金屬，塑料都是相對更節能、更環境友好的東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損、難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裝。因而，選擇塑料替代品，要綜合權衡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不能為替代而替代、逆環境影響而替代。
另一種誤區是不加區分地給可降解塑料貼上“綠色”標簽，認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資源制取，環境影響相對低，用后無污染。
首先，在塑料領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熱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類，它們可能由生物質原料制得，也可能與傳統塑料一樣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2019年，我國可降解塑料61.7萬噸產能中，生物基塑料產能僅占56%；目前在建或擬建可降解塑料項目新增產能（440.5萬噸）中，生物基新增產能只占36.3％，均為聚乳酸（PLA）塑料，化石基的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一種聚酯，全名為：聚己二酸對苯二甲酸丁二醇共聚酯）新增產能占51.6％。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影響不一定較傳統塑料低。例如，同樣重量的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跡是傳統聚乙烯（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況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某超市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為例，現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原料PBAT+PLA）是原來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損。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環境影響依賴末端處理的方式、條件。用后的PBAT塑料袋屬于其他垃圾，將它送去焚燒廠，既違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沒能通過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相反，環境影響增加了。若將可降解塑料填埋在干旱的自然環境中，其降解能力則大打折扣。2019年，我國可降解塑料的產量僅為19.8萬噸。我們需要把有限的可降解塑料用在“刀刃”上，制定一份可降解塑料優先利用區域和領域清單。
在我國，“限塑”還存在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難點和熱點領域：
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長期難點領域。我國每年消耗手提塑料袋約550萬噸，減量潛力巨大。目前，塑料袋減量有兩大關鍵場所——城市小規模的零售場所和農村地區。年初我們對農村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個，73.2%的家庭去年單獨購買過塑料袋。收費，可以顯著減少塑料袋使用，不過卻存在效應“退坡”問題。長三角消保委聯盟發布的《長三角禁限塑新規消費側研究報告》顯示：僅有32.5%的消費者去超市購物會自帶購物袋。收費存在兩個問題——塑料袋收費的歸屬是誰，收費如何與生產者責任延伸制有機銜接。此外，大型超市的線上業務多傾向于免費提供塑料袋，以吸引與黏住客戶。顯然，要化解上述問題，需要在管理機制上進一步突破。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我國“限塑”的新興熱點領域。2019年，我國外賣訂單成交163億單，約消耗塑料171萬噸。從餐具使用的角度，餐飲業天然是共享經濟，因此，在“限塑令”指定的建成區、景區，不妨嘗試“共享餐具”的外賣服務模式，將一次性餐具的費用轉化為回收“共享餐具”的跑腿費——如此，既能吃得健康、有儀式感，又能節約資源，增加外賣小哥的收入，將綠色生產與消費由理念切實轉化為實際行動。
快遞包裝是我國“限塑”的另一個新興熱點領域。根據相關調查，我國快遞業年使用塑料85萬噸，其中，薄膜袋、內部緩沖物（氣泡柱、氣泡袋）、膠帶是消耗量最大、數量增長最迅速的塑料類快遞包裝品。對于這些包裝，可以減量一部分，替代一部分。
在生活領域，塑料包裝的另兩大應用領域是食品與日化品，二者年消耗塑料分別為550萬噸和115萬噸。在此，食品包裝未包含飲品包裝（飲料瓶），因為塑料瓶的回收率和資源化率都很高。食品包裝用后即為其他垃圾，建議雙管齊下，減少塑料用量和廢棄量，并激勵使用可食用的內包裝。日化品和飲品包裝是開展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優先領域，可與押金制配套使用，減量效用更佳。
在農業生產領域，我國每年約產生420萬噸塑料廢棄物，其中農膜246萬噸（廢地膜104萬噸）、化肥包裝28萬噸、農藥塑料包裝13萬噸。創新性建立適合農村的垃圾分類治理系統是當務之急，這需要立足農村土地在主體功能區的責任擔當和未來的城市化之路來綜合考量。對于清運能力有限但周邊有垃圾焚燒設施的鄉村，將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單獨堆放并轉運至焚燒廠處置；對距離垃圾焚燒設施非常遠的鄉村，塑料垃圾分類堆放、單獨填埋，以后有條件時優先清理、焚燒處置這部分垃圾。
今天我們遺留在自然中的塑料垃圾，將是幾十年、上百年以后土壤、水體微塑料污染的來源。因而，“限塑”在源頭上要切實減量，包括產品與服務設計創新減量、包裝替代減量；在末端鏈條應建立清晰的“零塑廢”目標，包括新產生的塑料垃圾向自然環境零排放，將遺留在自然環境之中的陳年塑料垃圾清零等。“零塑廢”需垃圾分類機制創新，同時配套建立塑料用后的“禁燃、限燃、替代”機制。其中，“禁燃”指禁止將洗凈即可資源化回收的包裝（如一次性餐具、酸奶盒）作為其他垃圾分類，“替代”指以資源型回收替代能量型回收，從而促進塑料經濟閉環發展。
總之，以設計創新減量、包裝替代減量、廢塑排放減量、焚燒減量“四重奏”，加強塑料污染全鏈條防治，其預期效益將是喜人的——預計“十四五”期間，我國可減少消費傳統塑料1180萬噸，避免焚燒塑料620萬噸，由此原料節油2500萬噸，減排二氧化碳1.1億噸。（本文來源：光明日報 ??日期：2022年1月25日）
